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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元版畫中的勞動與情感

文章來源:《中國藝術報》 作者:張亞萌 宮劍南 時間:2019年05月27日 字體:

1972年古元在做木刻稿

哥哥的假期之二(黑白木刻)古元

1938年,一個19歲的嶺南少年只身來到陜北,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樣新鮮,他為此興奮,創作了許多描繪陜北農村生活、勞動場景的版畫。這個少年就是古元。作為版畫先驅,古元和廣大版畫家一樣,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響應魯迅先生的號召,用刀筆利痕宣傳革命。然而,古元的藝術表達方式卻有著些許不同:他主要把關注點放在邊區人民的勞動和生活上,創作出諸如《運草》《減租會》《離婚訴》《練兵》《部隊秋收》《哥哥的假期》《擁護咱們老百姓的軍隊》等代表作。因此,有觀點認為古元與同時期描繪“戰火紛飛”的畫家相比缺乏革命精神;加上受到柯勒惠支的影響,古元版畫中的大面積陰影也不易被當地百姓理解。的確,古元的民族意識更多表現在描繪農村生活,力群先生因此贊揚古元,從對生活的熱愛出發,表達了最純粹的美。

今年是古元先生誕辰100周年。為了紀念這位杰出的美術家和美術教育家,日前,中央美術學院舉辦了“革命與藝術——紀念古元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”。古元之女古安村在會上回憶了父親敘述的陜北經歷。她表示,父親在農村時真正融入了鄉村生活,他每到一處就與當地的農民一起種地,在勞動中體驗他們的喜怒哀樂。比如古元創作于1942年的《逃亡地主又歸來》描繪的就是典型的農村情景。有別于日常的寫生創作,這幅畫不僅反映了農村的政策運動,同時隱喻著古元站在農民的立場。對于此畫,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公明分析,古元在《逃亡地主又歸來》中用整齊、寧靜的窯洞為背景,其實暗示著地主歸來時的平靜,隱喻著黨在延安實施統一戰線政策的成功。由于古元長期與當地農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勞作,因此他對于地主同樣保持著警惕性,但古元處理作品時并沒有用刻薄的藝術語言去描繪地主,而是表現得十分平和,這也是古元善良的表現。古元在畫作中盡情地表達著溫暖的人文關懷,其子古大彥回憶:“兒時跟著爸爸出去畫畫,他有時候閉著眼睛構思,我就會做一些動作逗他。有一次,我把斗地主的姿勢夸張地做了一遍,父親看了只笑著說了一句‘其實他們也都是人’。”

一方面是天性善良,另一方面是長期生活在陜北對當地百姓的情感,使古元把生活中得來的藝術最終引向了升華。對待農民,古元始終保持著持續的關心。比如,古元在創作《逃亡地主又歸來》時其實已經離開了當地,但離開后古元一直關注《解放日報》的報道。他曾在《在人民生活中吸取創作題材》中寫到:“從碾莊回來之后仍然非常關心邊區農村的消息,如同關心自己家里消息一樣。當我看到報道綏德地區的農民斗地主,要求退回多交的地租的消息時,我覺得自己比別人對這一消息有較多的注意,就決定要把這幅圖畫創作出來。”而這幅畫正是《逃亡地主又歸來》。

當古元把陜北認定成自己的一部分時,他的版畫也開始溫暖感人。古元通常不使用寫生稿創作,而是整合生活經歷后再次創作,因此他的版畫個人情感色彩濃厚,也只有在和農民的關系足夠深時才能揮灑自如。1940年,古元從魯藝畢業后到延安縣川口區碾莊參加農村基層工作,這是他重要的一段生活經歷。在談及古元與碾莊農民的情感時,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后路楊表示,古元作為嶺南人在陜北存在語言方面的隔閡,因此他把生活、勞動物品畫成“識字畫片”用來教農民識字。逐漸地,農民開始把中意的畫片掛在墻上,古元在回憶中也講過自己和碾莊農民之間許多親密愉悅的交往經歷。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副教授張少倩認為,在陜北期間,古元很多版畫融合了當地年畫和剪紙的風格。這時期他的作品政治表達并不犀利,而是把藝術放在中心,通過描繪老百姓最樸素的衣食住行,來表達對邊區熱土的情感。

《牛群》《羊群》《鍘草》《家園》等木刻畫是古元表現勞動生活的版畫,和同時期抗戰宣傳畫相比,它們均未直接體現政治主題,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農民的日常勞作。古元在《鍘草》中將畫面分成近景和遠景兩部分,近景是兩個正在鍘草的成年人,鍘刀下去的一剎那構成了緊張感和運動感。遠處靜立的兒童和騾子,把臉貼在一起,很親密地看著前面的成年人鍘草,一忙一閑、一動一靜的情景來自古元對農村勞動場景的熟悉。另一幅情感豐滿的是《羊群》。畫中的羊倌一手抱著小黑羊,步伐輕快,顯得喜悅,身邊的大黑羊關切地望向羊倌。遠景中的牧羊犬則注視著前面發生的這一切。在這幅畫里,古元將情感表達從“人對動物”進一步升級為“動物對動物”,甚至是動物對于場景、事件的主導。古元的情感和藝術形式并沒有跳脫生活本身,但也正因如此,他的版畫總是耐人尋味。如果對比其他風景版畫就會發現,古元類似的作品更有情景性,即便是靜止的花草樹木、農屋村舍也好像有了情感。

此外,古元在《運草》《入倉》等勞動“情景畫”中也傳遞了類似的情緒,但它們更偏向對勞動的頌揚。新中國成立前的陜北邊區生活條件艱苦,地租沉重,農民的勞作充斥著平庸和勞累,但古元卻從勞動里找到了愉悅。古安村表示,“父親之所以如此向往延安是因為看過太多廣東人民的疾苦:珠江上的貧苦人家只能在夜里賣粥,燈紅酒綠的岸上禁止華人進入。他在廣東讀過共產黨的報刊,當他認識到人們的生活應該是民主、自由、公平時便義無反顧地來到延安,奔向希望和光明。在延安的他像一塊海綿,吸收著每一個營養因子,釋放著每一個令他高興的瞬間。”

古元曾說:“我想把我經歷的時代盡可能在我的版畫上留下一些痕跡。”關注生活、關注勞動——古元認為這就是自己追求的道路。他用作品打磨了農民的生活,也照亮了勞動人民的價值感和道德感。這也是今天再看古元的作品依然能讓人感到親切和振奮的原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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